拒绝辩护:凛然背后或有隐情

     4月8日，贵州习水县公职人员涉嫌嫖宿幼女案在习水县法院一审开庭审理，一些原本由司法部门为被告人指定的辩护律师未出现在庭审现场，“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”，一位辞去委托的律师说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，没有一个人愿为此案被告人辩护(《京华时报》4月9日)。

　　地方政府公职人员涉嫌嫖宿幼女的行径令人发指!司法部门指定的辩护律师拒绝为被告人辩护，这或许是辩护律师对此类行为的直接抗议，因为律师与常人一样，也有着契合社会主流的道德伦理判断标准。所以，从道德上说，律师拒绝辩护的行为颇有些“大义凛然”的意味———至少可以表明一个态度:“这种人，就是白给我钱也不为他们说话”———解气!解恨!

　　但法律上，律师拒绝辩护的行为却有点“说不过去”。按照我国法律规定，虽然律师有拒绝辩护的权利，但《律师法》对律师行使这一权利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:委托的事项违法;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;委托人故意隐瞒事实。《律师法》还规定，律师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，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，“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”，“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”。

　　显然，在这起案件中，律师拒绝辩护并不符合法定的情形。此案中律师甘冒受处罚的风险拒绝为被告人辩护，除了“大义凛然”地表达自己的道德诉求外，可能更多是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。不可否认，当今社会对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，一般都不会在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间画上等号，但律师辩护就是为犯罪行为开脱责任的社会心理，还有相当的市场。在这种观念影响下，加上本案的特殊性，律师拒绝为“这种人”辩护显然不是“一时之气”。

　　律师拒绝出庭辩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———一些执法部门和媒体，在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之前，就已不妥当地表达了明显带有“定性”性质的意见与评论———开庭之前铺天盖地的报道就是佐证。这些“意见和评论”，不但可能影响到法院对案件事实和性质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，也增加了律师辩护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难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律师表面上是大声地说“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”，实际上是对有关执法部门和媒体不当举措强烈而又无奈的抗议。